“朋友,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”

Metoo 运动令受害者的声音为一般民众所了解,这样的发声侧重于 “公共” 二字,面对的是个体诉求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巨大鸿沟。而今天我想聊的,是公共之外的私人领域:那些一对一的 “说出来”。

受害者在选择说出来之前是怎么想的?说出来之后事情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这样做是对的吗?怎样的回应能够给予支持,怎样的回应无济于事?我想通过自身的经历来和你探讨这些问题的答案。

我在童年时曾有被猥亵的经历,令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感到非常困惑和羞耻。上大学后,我又经历了一次非插入式性侵。对方没有把阴茎插进来,但把手伸到了我的下体内。新伤旧痛摧垮了我,对方的骚扰还没有断。在度日如年的惶恐之后,我决定把这个事情告诉信任的人。

我在故乡一家小吃店约了一位多年好友,向她诉说我经历的一切。她听完说:“这就是 ‘骗炮’!” 用这样的说法来概括那段经历无疑太轻松,但在当年,我却因此卸下心理包袱。一个 “骗” 字,让我放下了原本指向自己的矛。朋友说,这不是我的错,对方看似强大,实则只能暗地里骚扰女大学生,是一个精神世界很脆弱的 loser。她还说,如果再面对骚扰,不要一味退缩,而要强硬反驳。那一晚聊到双方父母都各自电话找小孩,我们才回家。爸妈问,什么事情要让你们在外面逗留这么久?我说不出来。至于原因,无外乎恐惧、羞耻、不信任。

当我再一次接到骚扰信息时,我发了一长段言辞激烈的信息,都是骂人的话。对方说,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,你怎么变成这样了。我只觉得恶心。后来那人没有再骚扰过我,我暂时脱离了恐惧。朋友的回应帮助我两件事,一是让我减少自责,二是告诉我可以在行动上更强硬。 

我原以为,与过往所有不愉快一样,这件事也能慢慢被 “消化”,但并没有。巨大的悲伤在将近半年后才慢慢袭来。心仿佛反应迟钝了,此时才开始感到苦楚。我开始无缘由地痛哭、失眠,不敢正面朝上睡觉(因为会想到身上趴着一个人),看到长相相似的人甚至照片都会紧张到走不动路 …… 为了排解痛苦,我向一位大学男同学倾诉。

之所以选择他而不是其他人,是觉得他能够保守秘密,也不会随意评判。秋天的黄昏,我们散步走到学校附近的长河。我讲了我的故事,天也黑了,我哭得不能自已。他时不时地表示同仇敌忾,并适当地拍拍我的肩膀。他的耐心、真诚、不评判,得到了我的信任。这种信任让日后我被躁郁症深深折磨的时候选择向他求助,也让他成为少有的真的能够帮得到我的人。

我有困扰过自己是否会为别人增加无形的负担,在和朋友沟通后我想通了:朋友有自己的判断力,不要因为怕添麻烦而陷入更大的麻烦。说白了,人类社会就是在彼此添麻烦(互助)当中进步的。我很幸运,他没有去质疑事情的真实性,无条件地站在了我这边,也很庆幸在后面的相处里他没有因此而小心翼翼。

这两位朋友,是可以成为安全网的人。所谓安全网,就是当你处在极度危险情况时(往往是精神崩溃和自我伤害),能够托你一把的人。这对于创伤后的恢复至关重要。不需要很多,有几个就已非常难得。什么样的人有可能成为安全网?我的答案是,你能够充分信任同时 ta 也相信你的人,真诚、保密、不评价、有自己稳定生活节奏的人。 

后来,我开始能够带着非自我疗愈的目的去和别人谈论这件事情。话是这么说,其实心里还没有完全能放得开,处在 “需要安慰” 和 “自如谈论” 中间,有时还会遇到一些令我介意的言论。比如,有朋友认为没有被插入的性侵伤害程度没有那么大。这样的看法让我很介怀,因为主观伤害是不可比的。没有被插入的人可能被强制口交、可能被殴打、可能被精神控制…… 单一地用性行为去判断太理所当然。这还会带来对犯罪的合理化,比如 “他只是摸了摸又没有怎么样”、“他又没有真的插进去”,会给原本就艰难的受害人处境雪上加霜。另外,除非是司法语境,否则不建议过多询问生理上的细节,这会把受害者逼回 ta 最不想回忆的困境。

还有一次,一个大大咧咧的中学同学关心我的失眠,他说你不是抑郁了吧,我说我的确是。他一脸不可思议,问那是为什么呢。我告诉了他原因,他说,真的假的,你该不会是因为最近很多人都在聊这个,也把自己代入了吧。我当时挺不高兴的,但还是耐心解释了。他听完仍然有点懵 —— 与其说 TA 们缺乏品质,不如说 TA 们缺乏常识。媒体已经让性侵、抑郁这些词汇飞入千家万户,却并没有教会 ta 们如何讨论、如何言说。

现在,我已经走出了 “说一次哭一次” 的情况,也能够在一些小型讨论中去结合自己的经验给到观点,但说内心毫无波澜是不可能的,tyc867.com:偶尔还是会心中一颤。近几年媒体对这个话题的关注度和女权运动的如火如荼,让很多人开始有了比较好的倾听和讨论姿态。但我想补充的是,一个人能够自如议论自己的伤痛,不代表 ta 已经没事了,ta 可能付出了更多的意志力和勇气,ta 也需要在很多你看不到的时候去面对复杂情绪。所以,在互相尊重、体体面面地去讨论这些社会议题时,希望大家仍然能够关注受害者/当事人的真实处境与权利诉求。

到今天,事情已经过去七年了。在漫长的过程里我发现,当你说出来以后,秘密的重担会在某种程度上消失,随之而来的是自由,用多种不同方式去诉说它的自由 —— 倾诉、反思、讨论、乃至辩论。你会拥有更多语境,你不再只是个 “哭泣的弱者”,而是成为了 “经验的拥有者”、“争取权益的行动者” 等等。当我们手握诉说的权力时,本身就是在夺回自我的掌控感。 

最近在大陆活动的伊藤诗织,就是一位突破固有语境的人。作为日本第一位公开讲述性侵经历的女性,频繁地回忆与复述当然极其不易,但在这个过程中,她并没有如惯常想象那般在受害者的阴影里无力挣扎,而是以 “幸存者” 的身份勇敢发声,同时也成为一名体制的控诉者、平权的倡导者、“黑箱” 的反思者,以及日本 “强奸文化” 的破壁者。伊藤诗织在一次采访中说道:

“我想传递的信息是,即便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,它也不会改变你是谁。你有绝对的权利做自己。......尤其是在媒体中、在网络上,它们对于受害者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描绘,从穿着到姿态,你都要符合完美受害者的形象。这是我想要反抗的,我并不是每天以泪洗面,也不是每天都以受害者的姿态出现,这只是警察和媒体希望我呈现的形象。”(界面文化《伊藤诗织:大部分性侵案件不关乎性企图,而关乎权力》)

会有一种比较刻薄的声音批评当事人 “抓着经历不撒手”,或者说 ta 们是 “祥林嫂”。首先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,就是目前社会为 ta 们提供的 “倾诉空间” 并不充分。一个 “祥林嫂” 的背后,是求助无门,是社会机制的失灵。那些被困住无法动弹的人,不是一句 “不幸” 可以概括的。而那些被性侵、被家暴、被不公正对待的当事人,抓住一切机会说出来自己的遭遇,恰恰是一种正面自助。Ta 并不只是一个陈情表机器人,在不断言说的过程中,ta 也会不断收获经验和深入思考。

如果第一次说出来的时候,我的朋友没有给我支持,如果第二次的时候我的秘密被泄露,也许我会再也不和任何人说这件事。如果我被压力逼到无路可退,如果我已经反复精神崩溃 ....... 所幸,我没有遭遇没有 “如果”。我希望,每一个有过性侵经历的人,都能如我这般遇见可以放心倾诉的人;也希望每一个听到这些话的人,都能谦逊且真诚地,面对每一个 “我们”。

编辑: 赵四, Alexwood

© 异视异色(北京)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版权所有,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及使用,违者必究。